第13章 和合之制

科学”、“法制”等等也都能在中国找到近义词，但作为具体制度而不是情感标签的公产制一旦实施，连激进的毛泽东也暗生疑窦。针对苏联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，他在《政治经济学笔记》一文中曾多次提出中国还得保留“商品”和“商品关系”，并且给农民留下一块自留地和一个自由市场，留下一线公中容私的遗脉。刘少奇等中共高层人士虽然也曾膜拜过公产制教条，但遇到实际问题，还是软磨硬抗地抵制“共产风”，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推广责任田，重启本土传统制度的思路，被知识界誉之为“拨乱反正”。

    流派之二，是以“私产制”救世，这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。游牧群落长于竞斗，重视个人，优胜劣汰乃至弱rou强食几乎顺理成章。在世俗领域里，不仅土地和财富可以私有，连人也可以私有——这就是奴隶制的逻辑，也就是蓄奴领地、封建采邑、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制度后面的文化背景。这种文化以“私”为基础，既没有印度与俄国的村社制之“公”，也没有中国郡县制之“公”。可以想象，这种文化一旦与工业化相结合，自然会催生亚当·斯密和哈耶克一类学人，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理论。与此相异的是，中国人有“均富”的传统，“通财货”的传统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的传统，最善于削藩、抑富、反兼并——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干这种事。董仲舒说：“大富则骄，大贫则忧。忧则为盗，骄则为暴。此众人之情。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，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。”董仲舒在这里强调“众人之情”，差不多是个半社会主义者，但求一个社会的均衡的安定：贫富有别但不得超出